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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两会再释金融开放信号 防风险还需更有效监管

      中国金融开放路线图越来越清晰,并已进入快车道模式。


      5月29日和30日,主题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在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办公厅主任肖远企,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等一行两会领导齐亮相,详细阐述了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对外开放等热点议题。


      自2018年以来,我国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号密集释放。目前,除个别项目外,已基本落实到位。而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同时,外部经济风险正在加剧。那么,如何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控制可能面临的金融失衡带来的风险?第一财经记者在论坛上获悉,确保监管能力与对外开放水平相适应,将成为破题关键。


      中国金融开放,国际反应积极


      参加此次论坛的各方皆表示,新一轮的开放措施,将进一步显著提升中国银行保险业的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对此,市场、国际反应积极。


      “目前,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已向我们表达了在中国境内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投资的意愿,并已有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提出了准入申请。”王兆星出席论坛发表演讲时称。


      在去年“15条”银行保险业开放措施的基础上。5月1日,银保监会再次宣布12条新对外开放措施,包括在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放开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持有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保险机构的持股比例水平等。


      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外资银行、保险机构在华机构数量正在不断增长。截至今年4月,共有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215家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设立了41家外资银行法人机构,115家外资银行的分行和153家代表处,外资银行的营业机构已经达到982家。同时,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了59家外资保险机构和14家外资保险中介机构,下设分支机构达到1800多家。共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了132家代表处。


      以北京地区为例,国家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在北京落地。例如,益博睿征信(北京)有限公司已于5月2日向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递交在中国境内开展企业征信业务的备案申请。“下一步,支持资本项目便利化的政策试点、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等政策在北京落地。”易纲表示。


      一直以来,经常项目顺差被视为各国贸易顺差的“定海神针”。但2018年我国国际收支数据显示,经常项目虽然维持小额顺差,但顺差同比缩水70%。不少观点认为,随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逐步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的作用将逐渐突显。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经常账户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中国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通过吸引高质量的外资流入去弥补经常账户下的逆差,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资本流入规模正在持续提升。从2018年国际收支情况看,境外各类资本净流入4838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9%。而在彭博公司如期将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后,追踪该指数的国际投资者开始涌入全球第三大、规模超80万亿元的人民币中国债券市场。


      邢自强估算,如果不断沿着近两年的时间表、路线图推动金融市场开放,未来十年,外资购买中国债券的量级将是每年1000亿美元。“人民币资产国际化正式进入了元年。”


      阎庆民在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时表示,提升证券期货行业的对外开放和创新融合水平,证监会积极支持和配合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动证券期货行业的双向开放战略在北京落地,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金融机构“走出去”,逐步提高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更有力地支持、支撑北京服务业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


      开放的金融需要有效的监管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确实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中美贸易磋商带来的不确定性,也给开放中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要求。


      “更加开放需要更有效的监管”、“要确保监管能力与对外开放水平的相适应”成为与会者们达成的共识。


      的确,外资参与对于丰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服务渠道、方式、范围,改善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外资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风险,以及可能面临的金融失衡,也需要关注。


      肖远企认为,外资参与度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因素,能够反映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结构总体活跃度。但活跃度如何把握,既要尊重规律以及服务体系的需求,同时,也要做到能够防范、控制好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形成一个金融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融资体系,还需要我们共同探索。”


      去年以来,人民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金融开放措施,在“商业存在”模式下,跨境金融服务开放度正在不断提高。例如,已放开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了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对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等。


      不过,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乱象,一些非法跨境金融服务掺杂其中。例如,外汇保证金交易,在我国是被禁止的,但在发达国家是合法的。有机构在境外获得牌照,通过网站向我国跨境提供外汇保证金交易金融服务。


      对此,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表示,我国金融服务业在开放中要加强监管。一是,强调金融必须持牌经营;二是,金融牌照必须有国界,“任何机构通过任何方式在我国境内提供金融服务,必须持牌。获得外国牌照,但未在我国持牌,不可通过数字平台向中国投资者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孙天琦认为,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需要更加有效的金融监管。王兆星也认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加强监管的制度建设。在减少机构准入数量限制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审慎性监管,确保引入机构具有优秀的专业能力,良好的风控能力和充足的资本实力。


      “我们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学习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监管实践,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完善资本监管、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确保监管能力与对外开放水平的相适应。”王兆星称。


      对外开放,对内改革


      一边是对外开放的有条不紊,一边是对内改革的不断深化。


      “金融市场的开放符合金融供给侧改革减少对间接融资、特别是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同时,可以进一步改善整个金融配置效率。” 对于金融市场开放与金融供给侧改革,邢自强如是说。


      “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金融方面最主要的着力点,就是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坛上,孙国峰表示。


      “如果我们不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新的动能很可能是看得见抓不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建议,进一步放宽准入,发展一大批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更好利用国家信用提供资金支持,积极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等。


      孙国峰认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个要点。一是从供给侧入手,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大力改善金融供给能力,提升金融供给效率;二是从结构性入手,要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从制度上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三是从改革入手,运用改革的办法推动金融体系结构优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而在外部经济环境仍存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孙国峰认为,从国内来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韧性持续增强,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金融风险趋于收敛,“但也存在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孙国峰表示,面对这些内外部挑战,货币政策应对空间充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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